從樂生療養院、看傳染病隔離的歷史空間 /范燕秋(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)

一，前言：疾病空間的知識/權力

　 近代公共衛生（public health）是因應近代社會、國家的發展而出現的，特別是伴隨傳染病流行的衝擊而產生。而傳染病控制的基本方式之一，是透過對於帶病菌者的發現（檢 疫）、隔離、治療，相對保護其他公眾者的健康。換言之，隔離空間的設置，成為必要的措施。由於公共衛生、防疫，牽涉公眾的健康事務，它賦予國家公權力介入 個人生活與空間，然而、公權力介入的合理與正當性如何？是否超越公權力介入的合理限度、而侵犯到個人基本人權？這是現代社會極為關切的問題。

　　癩病（俗稱麻瘋）是人類很古老的疾病之一，由於癩病發病的晚期，患者的外貌產生極大的改變，使其成為最為人恐懼、也最被污名化的疾病。就台灣近代防疫 史觀之，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引進公共衛生措施，近代式的傳染病控制也隨之出現。1930年創立的「樂生療養院」作為慢性傳染病、癩病防治的專門機構， 相較於日治前期殖民政府所處理的急性傳染病，樂生院隔離空間設計，有極為特殊之處，也成為反思疫病空間的重要議題。

　　台灣在去年(2003)SARS流行期間、發生疫病隔離的新衝擊之後，理解近代史上、癩病這種特殊的疫病隔離空間，也就有其嶄新的時代意義。本文在討 論「樂生院」疫病隔離的空間特徵以及其歷史變動，並思索這樣的疫病歷史空間、能提供台灣社會何種省思。

二，傳染病與空間的權力－殖民地疫病轉型與文明的象徵

傅科（M. Foucault）在《瘋癲與文明》的開場，談論著西方中古時期痲瘋病的故事。也就是西方中世紀時代，整個基督教世界、痲瘋病院曾經多達一萬九千間，至十 五世紀，多數痲瘋病院卻已空無一人。然而，就在痲瘋病從西方世界消失之際，乘載著精神錯亂者的「愚人船」隨之登場。傅科描述從「隔離痲瘋」轉向「放逐精神 病患」的歷史現象，主要為指出：痲瘋病雖然消退了，但西方人附加在痲瘋病的價值觀與意象，即排斥或恐懼痲瘋，附加其可怕的負面形象，仍然深固的持續著；而 且這種社會心理更轉向排斥精神病患、貧苦流民、罪犯等。傅科實深刻的指出：人類排斥弱勢以及邊緣者的心理結構，有著驚人的固執與延續性。

誠如傅科揭發的、人類排斥疾病有其延續性的心理結構，樂生院之作為痲瘋病隔離的機構，存在值得深究的社會心理。同時，這種對於傳染病的恐懼與排斥的心理， 某種程度也反映在隔離空間的設計，樂生院之成為痲瘋病終生隔離的空間，也不外反映人類對於痲瘋莫名的恐懼。

　　1895年日本治台之際、已仿效歐洲國家，確立以西洋醫學作為國家醫學的主體，特別是採取德國醫學體制，並且在防治急性傳染病的過程，建立公共衛生制 度。日人治台之初，又遭遇風土疫病流行的衝擊，為減少日人生命與健康的耗損，以及鞏固殖民統治，不僅加強近代衛生設施，也重視傳染病防治。而日文稱為「避 病院」的傳染病隔離所，在1896年鼠疫防治之時、首度設置。

　　近代國家對於傳染病的控制，以影響迅速而廣泛的急性傳染病如鼠疫、霍亂等為優先。日本治台之後，對於傳染病的防治、也不例外。1920年代以後，總督 府著手如結核病、癩病等慢性傳染病的防治，樂生療養院在1930年正式設立，也是屬於殖民地公共衛生的發展脈絡。

　　不過，樂生療養院的出現，也非僅是從急性、到慢性傳染病控制的必然結果。相關的背景因素包括：在台灣的日本醫學者提出，在台日人處於被台人癩病感染的 高度威脅，以此警示殖民政府；以及教會醫院、特別戴仁壽醫師對癩病診療、照顧的積極作為。加上，日本「癩病防治之父」光田健輔建言：外國傳教士對於癩病醫 療有影響人心的作用，希望台灣總督府能重視此事，並且取代之。

　　總之，1930年「樂生療養院」之設置，是多重因素造成的。除了殖民地公共衛生、防疫重點轉型之外，主是日人在台定居人口增加，恐懼殖民地慢性傳染病 的威脅；以及殖民政府深恐教會醫院對癩患診療的影響太大，而欲取而代之，以展示推展文明醫療的作為。即在這些殖民地政治與社會心理的影響之下，終於出現這 座大規模的隔離醫院。

三，樂生院的空間設計與終生隔離的概念－疾病認知的侷限與過度恐懼

　　1927年，台灣總督府以三年為期，開始在新莊興建「樂生療養院」，也正式開啟台灣的癩病防治。日本早在1907年公布有關癩病預防的法規，確立癩病 為傳染病而有必要隔離，在全國各地設立五個癩療養所，初步以收留流浪癩患者為主。因此，台灣不僅延用日本相同法規，而且對於療養所的建築設計，也參考日本 熊本九州療養所（現今稱「惠楓園」）與東京府的全生病院（現今稱「全生園」）。

　　當時日本癩療養所的特點，主要是依據傳染病的細菌學概念，區別為「有菌」、「無菌」兩大部分，以及建設生活機能完整的設施，也是近代日本對癩病採取傳 染病隔離的明確表現。1930年完工的「樂生院」，也具有這些特點。該院於同年12月開辦，正式收容患者，最初僅有日、台籍五人入院。至第二年年底 （1931）收容人數達百餘人，已達到其預定收容的100人。如果以當時官方調查的全臺癩患人數，歷次癩患者調查，皆在六百人以上，相較於樂生院規劃百人 的收容量，顯示官方初步措施以收留流浪癩患為主。

就這初期療養所的建築空間，如圖一：從正門進入院區，除正門左側有守衛室之後，全院主體建築呈王字形，王字形第一進「行政廳舍」，開放對外的；從王字形 「中央走道」進入第二進之後，右側是「治療室」，左側是藥局、醫藥室、試驗室；其中，較為特別是從中央通道有一向左叉出的通道，直接通向「藥局」。這樣設 計的關鍵在第二進「中央」的「更衣室」，也就是管制從第二進到第三進的「有病菌區」必須「消毒」、「更衣」，因此為進入「藥局」又避免「更衣」的不便與費 時，即是走左側叉出的走道。接著，從中央穿堂連通第三進，即為重病室，左側可通達禮拜堂、預診室，右側通達「停屍間」。

圖一：1931年樂生院地圖

　　這樣的空間分配，清楚顯示「有菌」、「無菌」的空間區隔，即以第二進「更衣室」為管制點，在此之前的「行政廳舍」是無菌區域。此外，位於遠離院區主體建築的左側，即看護婦（護士）宿舍和官舍也是「無菌區」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凡患者活動的空間都是「有菌區」，包括從第二進中央「更衣室」為起點，第二進左、右兩側醫療空間，連接第三進的中央通道，以及第三進左右兩 側。同時，輕症者住宅位於「重病室」左上方以及左外側，共計四間「患者住宅」，藉山坡較高的地勢，與「重病室」作區隔；另外，在「重病室」右上方、是提供 患者日常生活需要的「浴場」、「炊事場」（廚房）、「機關室」（蒸氣消毒室）。

　　而這些患者生活的空間又有監視、禁制的設施，嚴格的管制。如院區外圍周邊的「鐵絲網」，以及設置兩個「消毒槽」，一個如前述的、在「王字形」建築中央 的「更衣室」，另一在左側、「預診室」前面，設「守衛」監視之。而就在左側「守衛室」之外，特別開設一「患者通用門」，並另設一條左側小徑為「患者道 路」，直接通到縱貫道路，顯示患者進、出院區都由此特定路線。此外，處理違紀患者的「監禁室」，設在「王字形」建築斜右外側、一單獨空間。

　　上述的空間設計，無論是「有菌」、「無菌」的分類與空間區隔，或採取戒備森嚴的空間管制，顯示對於癩病戒慎恐懼的心理。然而，從近代醫學、細菌學的角 度觀之，當時日本醫學以及公共衛生學界對癩病持如此戒慎的心理，並非合理之事。

　　近代所謂癩病（leprosy），是1873年挪威醫師韓生（Dr. G. A. Hansen）因發現癩病原菌（bacullius）證實為傳染病者，並認為強制隔離是最佳的防治措施。然而，Hanson發現癩病原菌之後，在動物試驗 及純培養試驗又呈陰性反應，並不符合近代科學醫學的細菌學原理。其中所顯示的意義，乃是當時部分醫學者所主張的、也是爾後醫學研究證實的，癩病雖為慢性傳 染病、但也是最不容易傳染的一種。因此，對於癩病施行如此嚴密的分類、隔離，不僅是醫學界對癩病認知有限所致，也是因傳統上對於癩病的附加想像，而造成過 度戒備和恐懼的結果。

　　此外，樂生院的空間狀況有些在圖一並無法顯現出來的，是以照片影像刊載出來的。這些影像不僅呈現癩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空間，從學習、勞動、娛樂以及宗教 等各方面，說明患者以院為「家」的良好生活；以及新式而進步的醫療設施，宏偉美麗的廳舍建築。整體上，營造出樂生院頗為吸引人的近代醫療，以及文明進步的 生活情境。這些文明醫療與生活情境，實際存在或經由某種想像而傳達，似乎有宣傳效用。

四，樂生院空間變動與帝國政治/權力的擴張－台灣社會的參與建構

基本上，日治時期台灣癩病防治是日本帝國公共衛生的一環，除特殊的殖民因素之外，主要受日本本國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。當1930年代初日本癩防治法修正， 而殖民政策也強調「內地延長主義」，台灣的癩防治法終究也隨之修改。其中，有關公共衛生的連動發展，是加強癩病的強制隔離措施；而反映在樂生院的空間，乃 是院區空間的變動與擴充。這也顯示國家公權力對於人民生活介入的增強。

　　從樂生院歷年院區地圖觀之，1934年（昭和9年）之後、院區空間開始有比較大的變動。背景因素是1934年台灣總督府公布「癩預防法」，延用日本在 1931年制定的癩防治法規，重視強制隔離措施。因此，樂生院收容患者人數快速增加，院區也隨之擴充。1935年，樂生院收容定額增至227人，1938 年收容定額為587人，然至年底實際收容已增至628人；至1939年收容定額達最高額之700人，至日本治台結束為止。

　　1931年日本「癩預防法」修正，主要是著重充實防癩經費、從業管制、加強檢疫與報告病例、管控私人相關機構等，這些皆有助於增加國立療養所收容癩患 者人數。而在殖民地台灣，也有類似的狀況，也就是強化警察取締癩患者的權力，及因充實經費而能取代、或減少教會療養所的影響。

　　同時，台灣總督府為落實新法執行的效力，成立社會事業組織，籌募相關經費與取締方案，樂生院空間因此大幅改變。1933年6月總督府在尚未修正癩預防 法之前，先成立「台灣癩預防協會」，以協助防癩宣導以及促進相關預防設施為目的。該會成立之後，首要措施是推動模仿日本設置小型療養所「十坪住宅運動」， 在減輕官方經費負擔之下，有效擴充樂生院療養空間。

　　至於落實警察取締癩患一事，除總督府警察部門調查癩患的次數增加之外，台灣癩預防協會也推動，由樂生院醫療人員組織的調查小組，選取各地特定村落、一 般是癩患者分布較多的地區，如澎湖廳、台北州、高雄州、台南州等執行細密的調查，一方面也在檢驗警察部門癩調查的可靠程度，並因此證實其有所落差，而新發 現不少病歷例。

據此，樂生院的空間變動，可以1937年、以及1939年兩張地圖分析之。就患者收容觀之，1937年年底患者數是433人；而1940年年底是635 人，幾乎達院區最高容量。首先，就圖二、圖三：1937年樂生院地圖，整個院區的擴大最顯著的，就是經由十坪住宅運動新建的，包括在圖的右上方的「光山 舍」、「漁翁舍」、「雙愛舍」，以及左上方的「婦慈舍」、「喜一舍」、「東高雄寮」，共計六棟。此外，在原來「患者住宅」正上方以及左上方、增建三合院式 的「患者住宅」，共計九棟。院方建築這種三合院式，顯示考量台人居住習慣、或可說是長期療養生活的做法。

圖二：1937年樂生院地圖

從1937年的地圖，還可見幾項新增設施，也是「台灣癩預防協會」推動的。包括：正門入口的左側通道上設置「保育所」和「面會人免費住宿所」，「保育 所」也稱「新生寮」，是提供收容未感染兒童之用；以及圖右側的「特殊患者住宅」，也稱為「昭和寮」，提供經濟富裕的患者獨居之用。另新出現的專屬空間有： 「賣店」、「木工部」、「恩賜紀念運動場」。以及在圖頂端的、日本國家神道信仰「神社」，而從院區正中間出現一條「中央路」、直通「神社」，也顯示如此政 治空間的重要性。此外，另有一重要衛生設施是左上角的飲水設施。

圖三：1937年樂生院地圖 2

其次，就圖四、圖五：1940年樂生院地圖，由於此時樂生院已達最高收容量，成為戰後樂生院空間的基礎。此時空間顯著的變動在於：原來的護士與職員宿舍 從偏離院區的左上方，轉移到最右下方，而且宿舍、佔地空間也大為增加；而讓出來的宿舍空間轉為患者住宅，總計新增十四棟住宅。以及左下方有一大片患者耕作 的田地。 　　整體觀之，在樂生院隔離空間的擴張過程，除為因應患者人數增加而擴建患者住宅之外，充實患者療養生活的空間也隨之增加。這些設施不乏因應台人生活習慣者，當然也具有強化對日本帝國忠誠的政	圖四：1940年地圖
治設施。此外，從當時樂生院大風子油治療成果報告，顯示樂生院也是兼重實驗治療研究的。

無論如何，1934年以至日治結束，樂生院作為癩病強制隔離的機構，透過衛生警察或醫療人員普遍調查、檢疫、監禁癩患的過程，終究造成社會恐懼氣氛，加 深對痲瘋的歧見。當時日本帝國仿效北歐（挪威）的做法，對結婚患者施行節育處理，也是假「公共衛生」之名，即藉著維護公眾社會健康的名義，枉顧癩患人權的 做法。 　　當時日本對於癩病採取極端的公衛措施，一方面是近代醫學在癩病醫療的侷限，另一方面日本將根絕癩病、視為作為文明國家的必要條件，因此衛生官員重視宣傳癩病毒的危險性，以及對癩患施行絕對隔離、禁絕生育。當時、殖民地台灣防癩措施既以日本本國為依據，似乎	圖五：1940年地圖2
較難違抗日本醫學界的主流看法。也因此，樂生院終究成為強制隔離以及終生監禁的機構。

五，反映戰後政治變局與社會偏見的空間：被社會隔離的新院區

1945年日本殖民時代結束，台灣歷經政權轉移。國際癩病防治也轉向新的里程碑。1940年代中期抗癩特效藥、磺化藥物普羅敏(Promin)及戴普松 Dapsone（DDS）的使用，有效抑制癩桿菌。以及1960年研發能完全治癒癩病的Rifampicin與Clofazimine。因此，國際間倡議 新的癩病防治措施，鼓勵採取尊重人權的開放處理，及門診治療方式。

　　在戰後癩病醫療的新時代，台灣對於癩病處理也轉向新措施，即1954年起、於全台各地陸續設立皮膚科門診、所，非開放性癩患者轉由各地門診管理。然而，新莊樂生院癩患的處遇仍面臨許多難題。

首先，在戰前被強制隔離於樂生院的患者，雖然試圖返回家鄉，然不少人終究因「痲瘋」的污名，社會關係的疏離，而被迫再度返回樂生院。換言之，儘管抗癩的藥 物進步了，但社會大眾對於痲瘋的歧見並未消除，他們僅能退回到原來與社會隔絕的世界。繼之，戰後初期另一波新移民進入台灣，當時撤退來台的軍民之中，發現 不少癩病患者，樂生院仍是主要收容機構，收容人數最多達一千餘人。就此，樂生院成為新、舊癩患者共同的家園。

　　基於戰後台灣新的政治、社會脈絡，樂生院空間又有變動。首先，戰後防癩措施轉變最重要的象徵，是1954年樂生院方撤除院區四周鐵絲網。繼之，因應從 軍方送來的癩患者，開始增建新病棟，是就原有院區病棟的外圍加以增建。即在1950年代軍醫署、退輔會先後撥款新建軍患病舍，包括：經生、惠生、靜生等。 以及1966年又完成啟用新建盲人病房。1975年，增建新生甲、乙、丙等病舍。這些軍患、榮患病舍大抵是分布在院區左、右兩側外圍，或偏左上角的邊區， 反映作為院區新族群的空間特徵。

　　在戰後樂生院的新建築之中，最有特色與意義者莫過於基督教、佛教、天主教三種宗教建築，這是緣於三種宗教對於院區病友，發揮無比愛心與長期照護。其 中，基督教孫理蓮牧師娘的芥菜種會是最早進入救助病友者，也首先在院區設置教堂，聖望教會禮拜堂（1952年完工），發揮長期救助病友的最大力量。

　　在聖望教會禮拜堂建成之後，院內佛教徒大為所動，決定動手新建佛堂，由院友金義楨統籌其事，選定當時院區低漥陰濕的空地填土，病友們一磚一瓦將搭蓋佛 堂「棲蓮精舍」，於1954年5月落成。繼之，輔仁大學古神父籌備創建天主教堂，於1971年4月完工。另一由病友同心協力完成的建築、是消費合作社與理 髮廳，於1960年完工，樂生院提供建材、病友自行建造，牆上木板刻字與房頂「樂生」二字皆是病友製作。

戰後，樂生院雖然逐漸脫離作為公共衛生上、癩病隔離療養的定位，然而從社會文化的角度，它依然被隔離於台灣主體社會之外，即在此意義上、樂生院仍是被社會 隔離的院區。然而，就在這被社會隔離的空間之內，樂生院病友在宗教團體的支持與精神安慰之下，發揮殘而不廢的精神、自力更生，默默的貢獻台灣社會，使這個 院區迴盪著許多他們打造家園、貢獻社會的故事。

六，結語：樂生院與日本人權森林的構想

關於人類疾病史，不少學者指出：疾病雖是一種生物現象，然而人類對於疾病的理解、卻無法自外於其社會文化脈絡，疾病既是生物現象、也是社會現象。生物性的 疾病固然可怕，但人類因社會文化的偏執和恐慌，所造成的疾病迫害，可能比病菌更為嚴重。

　　人類最古老的疾病之一的癩病，就是這樣受到人類各種偏執所扭曲的一種疾病，無論傳統社會視痲瘋為一種「天刑病」或遺傳病，並如傅科所言、採取絕對隔離 的方式、將其排除於社會之外；或者當近代國家的公共衛生發展之後，以維護公眾健康的的正當性，合理化對癩病患者強制隔離措施；或甚至在戰後，抗癩藥物進 展、患者已呈無菌狀態，但社會歧見仍附加其上，癩患者仍處於社會邊緣。樂生療養院、這樣深刻的銘刻著對癩病偏執的歷史空間，它實提供給台灣社會許多重要的 省思。

樂生院作為台灣公衛百年的縮影，是現存「唯一」能見證台灣近代防疫史的史蹟，也是反省疾病人權的最佳空間。在後SARS時代的台灣社會，歷經新興疫病的衝 擊之後，更有必要留存樂生院，如同日本保留癩療養所作為「人權森林」的省思空間。